央视新闻原创拜年歌丨一曲《贺新抄》听听中国年味

但事实却是，把法学夸张到法的数学，归纳到逻辑推理（的概念法学）是一种谬误，是基于对法本质的误解（注：长谷川国雄：《世界名著便览》，天津编译中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29页。

任何一种选择都要求他必须有用于发现和论证结论的足够的背景知识，还要求他有且要利用必要的直觉，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公众思维的逻辑和范式。自六十年代以来，实践哲学的复兴运动风起云涌，法庭辩论的技术和程序、法解释的制度和实践博得了许多哲学家的青睐，并逐步取代数学和自然科学而被当作用以解析实践性议论和推理中的独特逻辑及其合理性的典型。

当然，要想充分说明简单案件何以成为简单案件，或一般规则何以清楚地绝对地可适用于具体案件，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单纯的案件事实的疑难不属于实践推理的范畴，所以说明就实践推理而言，我们所指的主要是有关法律规定的疑难案件，或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结合在一起的疑难案件。概念3侧重于强调做些什么——行动。2、实践推理具有创新和发现的功能。直觉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种能力或体验方式。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便须对各种理由进行权衡，通过论证或对话求得最佳的答案。概念6.此概念是就法律领域而言的，认为，实践推理是以合法的理由为前提，运用逻辑和价值选择的方法，结合实践经验发现实在法规范的过程。什么叫理直气壮?似乎有了新的解释:气壮了理自然就直。

一二十年时间可以产生暴发户，但不可能产生贵族，俗话说三代才有可能孕育出一个贵族。现在，光是中国杰出的中青年法学家就有上百号，法学家之多不难想象。法学是可以不自卑，应当不自大的 自大是人性的弱点。法学的风光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走向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孟勤国，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这几年中国社会上下都有点捧着、哄着法学家，很有些法学家把自己当成了人物，觉得自己是悬壶济世的神医，能祛中国的百病。

在现有的法律、法学理论与社会生活发生内在冲突时，只能改变前者而不能要求社会生活来适应前者。他们甚至宣布只有法学家才能对法律说三道四，因为其他人未经法律专业训练。有人因而放出豪言:中国改革的主角将由经济学家转向法学家。我们的法学有本钱自大吗?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哲学、文学、史学，但何曾有过像样的法学?屈指数来，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法学才真正起步。

物权法草案是否合宪的争论，与其说是法学争论，不如说是政治争论，因为争论的双方都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法学家走进了中南海，给中央领导讲授法学道理。由于法律和政治的密切关系，法学家或多或少地关注政治，法学家很容易利用法学能影响立法、司法的便利，在法学研究中以自己的政治信仰作为价值取向，从而将法学变成事实上的政治学。但法学可以因立法青睐而身价百倍。

后来的事就不用细说了。久而久之，法学难免急躁起来，为争夺话语权拼得你死我活。

法学风光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社会开始需要法学，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先是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许多××说法的面孔。

许多法学家习惯于抨击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以一些先验的、抽象的、孤立的概念和原则作为是非标准，随意地对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作出解释和选择。因此，一个真正的法学家是不可能像一个激进的政治家或革命者那样以否定现有的社会制度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在当代社会，公众人物深深地卷入并影响到了有关公共问题的政策决定，他们的言行对公民的合法利益有着实质的影响。原旨主义理论认为，宪法解释的目标在于对制宪者原意的探寻。1942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的第一个有关商业言论的案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64][德]魏德士：《法理学》，吴越、丁晓春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但也有少数学者不太同意这样的类推适用，他们主张，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在于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因此对政府官员行为的批评言论就更加重要，理应受到更高程度的保护。Associated Press v. Walker案的情形是，联合通讯社刊发了一篇报道，对1962年9月30日因接受黑人学生入学而发生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的骚乱进行了报道。

[19]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经精辟地指出，一条法律规范的解释不能总是停留在其产生当时被赋予的意义之上。我们不能没有经过反省法律的目的，只凭其外部物理特征就可以先直接判断两种事态‘相似与否。

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言论自由之于民主政治运行的功能问题。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起草人的目的也不在于废除当时普通法上的诽谤政府罪。

[12] 不过，当面对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时，原旨主义的方法却无法派上用场。从理论上说，一条法律规范的颁布时间与其适用时间间隔越长，对其进行法律续造的自由度就越大。[24][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8页。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应：4人反对扩张，3人主张扩张，剩余的2人主张更多的媒体豁免权。

直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联邦军队开到小石城进行干预后，情况才得以好转。换言之，本案一开始就和美国社会的顽疾——种族主义密切相关。

正如布莱克大法官在纽约时报案的协同意见中所说，我们国家选举了很多重要的官员，各州、市、县和很多选区也都选举了许多重要的官员，这些官员以其职务行为向人民负责，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官员的讨论无疑属于宪法第1修正案所涵盖的言论类别。类型则不具有外在的识别性特征，它的重要关节点就是所谓的意义性。

德国法学家黑克很早就提出过不同结构的等值体的概念，意指同一思想可以不同的形式得到表达。正是在意义性这个前提之下，各种看似并不相同的事物被归属于同一个类型。

[27]既然为了保护人民对公共问题的讨论需要限制公共官员的私权，那么现在也就有同样的必要限制公众人物的私权。这个时间因素在最高法院的论证中实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方面公众人物和公共官员没有什么不同。进入专题： 目的论解释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

从这个角度来说，沃伦大法官的进路，可以称为通过目的论的思考而进行类推适用的典范。公众人物的标签居然能够容纳具有如此差异的人物，这正表明公众人物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种类型，它是类型思维的产物。

如果说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在于公民对公共问题的自由讨论，则公民对高级别官员之言行的自由讨论则无疑更位于这个规范目的的核心。他指出，在当代的美国社会，公共官员与公众人物之间的区别已经甚为模糊。

美国国会1798年制定的《煽动叛乱法》可谓普通法上诽谤政府罪的一个缩影，后者将对政府的批评视为诽谤并以犯罪论处。[30]反过来说，诸多低级别的公职人员，因为其不决定公共问题，对公民利益的影响程度不大，因此并非公共官员。